李文龙年逾五十，念过大学，在浙江的部队农场学军锻炼过，在山西电信器材厂做过工，在门头沟农机局工作过。1983年，被任命为门头沟区建委副主任。1987年组织建设开发公司，李文龙调任公司经理。这时的李文龙工作勤勉，为人随和，生活俭朴，工作上取得一些成绩，同事喜欢，领导赏识，可谓春风得意、前程锦绣。李文龙对前途充满了希望。然而……
1992年春，开发公司的小刘调动工作。财务科长张桂杰作东，公司领导和同事都来为小刘饯行，李文龙和张桂杰都喝了不少酒。在送客人的时候，张桂杰将李文龙留了下来，说有事商量。李文龙问“什么事？”张桂杰说：“也没什么大事，就是心里有点儿烦，想跟你聊聊。你看人家小刘本来在咱们这儿工作挺好的，还不是嫌挣钱太少就走了，现在的人都在为钱奔忙。再看看你，什么年代了家里电视都还是黑白的，你也是个大经理，就不觉得亏的慌？现在还干着呢就这样，等老了退了休你怎么生活呀？”
“老了不是有退休金吗？和一般人比起来也不算少了，生活够用了。”
“你那点儿退休金够干什么的，还没人做小买卖、搞个体的挣得多，你不趁现在在台上捞一把，为将来老了存点积蓄，以后想弄也弄不成了。再说孩子们也都大了，也得用钱，得给他们存下点儿，有权不使过期就作废了。”
“那可是要犯错误的，弄不好还不折进去。”
“我也就是说说，干不干随你，我可没逼你犯错误。”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张科长经常旁敲侧击地给李经理上“经济课”，李文龙也常常掂量着张桂杰的话，再加上耳濡目染了一些大款腰缠万贯，一掷千金的豪放气派，心里很是不服，觉得张桂杰说的话有道理，于是心理的天平倾斜了，逐渐产生了弄钱的想法。
1993年3月的一天，张桂杰又找到李文龙，压低声音神色诡秘地说：“你要真想干，只要让工程科做个假预算，然后找个建筑队，最好是外地的，跟他们签个假工程协议，剩下的交给我办就行了。”“这么弄钱事可不小哇。”李文龙有些担心。张桂杰胸有成竹地说：“有好多事你不懂，你只要按我说的去做，别的什么也别管，一切由我操办。我干了二十多年会计，保证做得天衣无缝。你到时候拿钱就行了。”李文龙的心踏实了。
第二天刚上班，李文龙就把工程科负责预算的副科长叫到办公室，说：“公司想用点钱，你看从哪儿做个预算，弄出点儿钱来，我实在是没别的办法。”副科长考虑了一下说：“也就是新桥路那儿有点儿未完工程。”“你看着办吧，具体事宜你找张桂杰商量。”
为找一家合适的建筑队，李文龙颇费心思。掂量来掂量去最后选定了河南某建筑安装公司。因为这家公司曾为建设开发公司施过工，公司吕经理和李文龙关系不错。下午李文龙就给在北京的吕经理打电话，叫他马上来一趟。吕经理如约而至，二人寒喧几句后吕经理问道：“李经理让我这么远跑来，有什么重要事情？”“呵，是这样，我们在希腊的公司要在北京建一个办事处，想用点儿钱，我们做了个工程预算，回头你给签个工程协议，把款打到你们帐上，你帮忙给提出现金来。”吕经理满口答应：“行，这事好办，款可以打到我们帐上，也可以给你们提出现金来，不过得扣百分之几的税款。”
几天以后，工程科以新桥路小区和月季园小区未完工程为由做了两份假工程协议，因为当时这两个工程没有大的项目，而张桂杰又要求做出七八十万元的预算，所以预算的日期竟然填的是九二年。工程科副科长和张桂杰拿着两份假协议来到李文龙的办公室，李文龙接过预算扫了一眼，看上面做的预算金额是八十一万多，不禁一怔，但副科长在场也不好说什么，就说：“行了，放这吧。”副科长出去之后，李文龙走到张桂杰跟前埋怨道：“怎么让他做这么多钱，要是露了馅你我都吃不消。”张桂杰不屑地说：“你真傻，这种事儿做一回也是做，做十回也是做，做的次数越多越容易露马脚，不如做一回是一回的，一回做够了就行了。”李文龙觉得有道理，就在协议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过了一个月，李文龙要去希腊，向吕经理借了两万美元。在希腊期间，李文龙的一切活动都由外商安排。花销自然也由外商负担，所以两万美元没有花掉，被李文龙带了回来。
回来后的第二天张桂杰神秘地来到李文龙的办公室，看看没别人，关严房门，悄声对李文龙说：“你去希腊的时候吕经理把钱给送来了。”
“送来多少！”李文龙问。
“四十万。”
“怎么才四十万，不是八十多万吗？”
“你去希腊的两万美元也算在里面，就不用还了，是按一比九兑的，合十八万，加上送来的四十万，总共是五十八万元，再扣百分之几的税款，还差咱们十多万，吕经理说过些日子再给。”张桂杰一口气把帐报完。
李文龙把从希腊剩回来的两万美元也给了张桂杰，以后两人陆续把这四十万人民币和两万美元分别存到了十几家银行，以备将来享受之用。并多次向吕经理催要剩余的款项，直至案发。
自从侵吞了八十万公款以后，李文龙着实紧张了一阵，整天担惊害怕，提心吊胆，生怕东窗事发，身陷囹圄，连觉也睡不踏实。可是过了一年多，什么事也没发生，李文龙踏实了，好像真的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1995年10月的一天，李文龙正在经理室办公，房门被推开，进来一个衣着入时的女人。李文龙一看，原来是自己关系很不错的朋友刘某。刘某下海干个体时间不长，但已经是初露锋芒。寒喧几句后，刘某开门见山地说：“李经理，我现在在首都机场附近跟别人联营盖一个宾馆，想以后自己经营，已经开工了，但资金不够，您看能不能借给我五百万？”李文龙想，刘某平常跟自己关系不错，不借给她，面子上也说不过去，再说，自己现在五十岁了，眼看着干几年就该退休了，退休后那点儿退休金，哪够自己花销，不如现在跟刘某搞好关系，给自己铺条后路，将来退休了也可以到她那儿当个顾问或入个股什么的。于是对刘某说：“五百万绝对不行，我这儿没那么多钱，少一点可以商量，顶多给你三百万。”刘某忙说：“三百万也可以，我那儿是真的拉不开栓了。”李文龙又说：“借钱可以，但不能直接给你，没法定手续，你得找个单位，以他们名义借钱，做个手续。”这是一个理由，另外，李文龙还想让刘某找个单位，万一刘某还不了钱，还有那个公司作保证。李文龙暗示刘某，某香港独资公司财力雄厚，跟开发公司有业务关系，而且刘某也认识该公司的经理，不妨去试试。李文龙之所以暗示这家公司给刘某，是因为该公司经理总说自己有钱，而且该公司在门头沟建了一栋商品楼，如果出售，得经过开发公司，容易掌握，万一刘某他们还不了钱就把楼扣下。刘某哪儿知道李文龙的算盘，愁眉舒展，千恩万谢地出去了。
几天以后，香港公司的两位经理，来到开发公司，写了份借款协议，注明借款期限三个月，利息百分之二十，合四十余万元。李文龙让公司会计登记后，开了张三百万元的支票，交给香港公司经理。当时财务科觉得这样大数目的钱借出去，不保险，担心回不来，但李经理主意已定，谁也不敢不办了。
三个月很快过去了，刘某一直没来还钱。到1996年4月刘某还没来，财务科有人开始发起了牢骚。李文龙担心出事，只好偷梁换柱，向朋友借了三百万元。假称是刘某还回来的钱交给了财务科，暂时平息了财务人员的不满。
以后李文龙又多次找刘某催要利息。刘某对李文龙说：“我连本金都还不上，怎么给利息呀，我不是不给你，我真没那么多钱。”李文龙大度地说：“给不了全部的，给一部分也行，给十万、二十万也可以。”“好啊，我尽量给你凑凑。”于是刘某又从别的公司借了二十万，打电话让李文龙去取。李文龙让司机高某某去取钱，并找到张桂杰说：“那三百万回来二十万利息，我让高某某去取了，你看能不能入到帐上。”张桂杰说：“入不了帐，审计的来了，财务正在交接呢，现在要把这二十万入到帐上，拔出萝卜带出泥，那三百万就出事了。”李文龙问：“那怎么办？”张桂杰说：“先不能交公司。”李文龙想：虽然这钱入不了帐，可好不容易要回来的，也不能退回去，既然这样不如兑出现金，先搁着，等以后找个机会把钱还给公司也行。再说，这钱就高某某、张桂杰我们三人知道。万一什么事都没有了，我们几个人把钱装入自己腰包也不错。这些想法依次在李文龙头脑中掠过，李文龙为自己处惊不乱、足智多谋而兴奋。对张桂杰说：“对，别入帐了。先把它兑换成现金，找个地方存起来，沉淀沉淀再说，你和高某某把这事办了。”
高某某取回二十万支票，交给李文龙，李文龙看了看支票说：“你拿着支票去找张桂杰，找个可靠的人兑成现金，先不要交公司。”经过张桂杰同意，高某某通过关系共兑换出现金十五万五千元，存放在自己家中，并且使用了五千元。
1997年4月刘某又找李文龙借钱。李文龙让高某某把存放的余款借给了刘。
1997年4月30日，一封落款为“一个热爱国家的人，一个没有勇气直面邪恶的人”的举报信，被放在了门头沟检察院反贪局局长的办公桌上。信的内容是举报李文龙挪用公款，并伙同张桂杰、高某某私分利息的犯罪行为。检察院、反贪局的领导、干警通过认真分析，一致认为举报的内容有很大的可信性，鉴于被举报人是区建委副主任、区人大代表，在区里有一定影响，要调查此人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办案人员制定了周密的侦查方案。
首先调取了建设开发公司的帐目。在查帐中发现，该公司1996年10月确实有一笔三百万元的支出，名目是预付工程材料款，可是支票存根上却有借款的字样，同时了解到1995年该公司根本就无此大项工程。干警们精神为之一振，他们知道一条大鱼已进入网中，大战前的兴奋激动着每位干警的心。经研究决定，首先传讯高某某、张桂杰，以此为突破口。果然，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办案人员咄咄逼人的审讯中，二人相继交待了李文龙挪用公款三百万元和三人私分利息二十万元的犯罪事实。
办案人员细致观察，认真分析，发现张桂杰交待完以后神色慌张，情绪反常，急于要求回家，根据经验判断，肯定还有更大的问题没有交待。在又一轮斗智斗勇的较量中，张桂杰终于抵挡不住正义的力量，坦白了伙同李文龙贪污八十一万元公款的犯罪事实，案件取得重大突破。正面接触李文龙的时刻到了。此时的李文龙态度极为傲慢，自认为事情做得天衣无缝，而且和张桂杰、高某某订立了攻守同盟，绝对不会出事，为自己筑起了一道心理防线，因此对办案人员不屑一顾。几个小时过去了，李文龙依然负隅顽抗，心存侥幸，错误地认为只要自己扛住，就没事了，自己不承认谁也没办法。为了攻克这块顽石，检察长亲自上阵，在讲了党的政策和法律规定之后，直接点出了三百万元和八十一万，并使其知道张、高都在检察院，此时李文龙的心理防线崩溃了，终于在正义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交待了其全部的犯罪事实。
交待完后，李文龙长嘘了一口气，好像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受，幽幽地说：“都怨我自己利令智昏，没有经得住金钱的诱惑，看到这个发了，那个有钱了，心里就不平衡了，就想弄点儿钱，过舒服点，老了以后也别过得太寒酸，还可以给孩子留下点财产。其实当初这么做也知道是违法的，只是心存侥幸，现在想起来真后悔，但为时已晚，家完了，前途、事业、名声都没了。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我的家人，早知今日悔不当初啊。”
1998年9月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一审判处李文龙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